59岁病逝，孙中山的肝癌并非偶然，3个隐形诱因，值得警惕1925年3月12日，59岁的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，确诊为肝癌晚期。很多人疑惑，这位曾行医救人的革命先驱，为何会被肝癌夺走生命？
主要信源：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——孙中山遗体暂厝北京西山）
1925年1月26日，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里气氛凝重。
外科医生打开病人的腹腔，看到肝脏表面布满黄白色硬块，腹腔内器官粘连严重。
手术只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就匆匆结束，因为病情已无法处理。
这位病人就是为南北统一而抱病北上的孙中山先生。
从确诊到逝世，仅隔了46天。
而这场手术背后的真相，直到七十四年后才被重新发现。
孙中山决定北上时身体已经很差。
1924年底，他应冯玉祥等人邀请，赴北京共商国是。
尽管肝区剧痛、面色蜡黄，他仍视此为实现国家统一的良机。
长途跋涉使病情在抵达天津后恶化，但他仍坚持前往北京。
12月31日，三万群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冒寒迎接，孙中山已虚弱到无法亲自宣读宣言，只能分发文稿。
住进北京饭店后，医生检查发现其眼球发黄，这是肝功能衰竭的征兆。
中外医生会诊后，一致建议立即手术探查。
起初孙中山拒绝手术，但到1926年1月下旬，他已无法进食并持续呕吐。
1月26日，经其本人同意，他被推进手术室。
手术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主刀，宋庆龄签署了同意书。
病理报告很快出炉，结论是肝癌晚期伴腹膜广泛转移。
医院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镭锭放射治疗，连续照射四十多小时却毫无效果。
2月17日，院方向家属发出明确病危通知。
次日，孙中山做出了一个体现其人格的决定：搬离协和医院，迁往铁狮子胡同行馆。
他认为，若在医院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私下服中药，是对医生的不诚实，既然决定改服中药，就应光明正大地离开。
在行馆，名医开出以黄芪、党参为主的方剂。
服用两剂后水肿消退、气色好转，众人看到一线希望。
但第三剂后病情急转直下，严重腹泻让医生束手无策。
2月26日，中药治疗停止。
眼见情况危急，汪精卫等人在宋庆龄同意下，于2月24日委婉提出立遗嘱之事。
孙中山心领神会，点头应允。
但当准备签字时，听到隔壁宋庆龄的哭声，他心软搁笔。
直到3月11日，在众人劝说下，宋庆龄含泪托起丈夫手腕，在《国事遗嘱》等文件上逐一签名。
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从此流传于世。
3月12日凌晨，孙中山已不能言语。
他用尽全力呼唤妻子“达龄”，又唤“精卫”。
上午9点30分，这位为救国奋斗一生的伟人溘然长逝，最后念叨的是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”。
逝世次日，遗体被送回协和医院进行尸检。
病理报告真实结论为“胆囊腺癌”——癌细胞源自胆囊，沿胆管侵入肝脏后扩散。
但这份报告未予公开，对外死因仍称肝癌。
这一隐瞒持续了74年，直到1999年协和医院整理病历时，研究人员才从英文原版报告中发现了真相。
隐瞒原因有二，一是公众已接受肝癌说法，二是当时观念中，胆囊癌被视为更凶险且“不体面”的疾病。
从政治宣传角度，肝癌显得更为“妥当”。
孙中山身后，其遗体处置也波折不断。
为保存遗体，内脏被取出。
院方对外宣称已火化，实则将肝脏标本浸泡于福尔马林中秘密保存，连宋庆龄与孙科都不知情。
这一藏就是17年。
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接管协和医院，在病理室发现了孙中山的肝脏标本。
汪精卫急派褚民谊赴北平交涉，索回标本后于中山陵举行“灵脏”安放仪式。
抗战胜利后，褚民谊被捕。
他在狱中声称握有“珍藏多年的宝物”以求减刑。
蒋介石下令彻查，特务最终在南京某处找到了那瓶福尔马林浸泡的肝脏——原来褚民谊早已将其从中山陵偷出藏匿。
标本追回后交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”保管。
但1949年国民党撤离南京时，这些遗物在兵荒马乱中下落成谜，成为历史悬案。
孙中山最后的日子充满无奈与坚韧。
作为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医生，他最初坚定选择现代医学。
当西医无效时，他并未拒绝中药尝试。
这并非对科学的背弃，而是一个人在绝境中，为争取哪怕多一点时间为国事操劳，愿意尝试任何可能。
他躺在病床上，思虑的仍是国家前途。
那句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的嘱托，如同在生命最后一刻将希望火炬奋力抛向后来者。
他对权力的淡然与对责任的执着，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了一个虚弱躯体中不屈的灵魂。
他的早逝改变了历史走向。
在世时，凭借无人能及的威望，他像粘合剂般维系着脆弱的革命联盟。
他推动的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政策，为国家寻找新出路。
他的离去使党内矛盾爆发，各派系争夺权力，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与长期内战。
若能多活十年，或许能为国家建设争取更多时间，让和平统一的窗口开得更久些。
这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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